一项调查显示，为使澳大利亚在低碳发展和就业市场中保持竞争力，需要更严格地限制排放，并采取更多措施刺激新兴工业技术发展。

　　由于澳大利亚绿党反对开发新的煤炭和天然气，如果重新调整保障机制的谈判失败，联邦工党将面临气候政策失势的风险，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急剧增加。

　　澳洲智库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能源主任托尼·伍德(Tony Wood)表示，将新项目纳入总排放上限标准中，并使碳抵消机制运行完整至关重要。他在周一的议会调查中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免罪金牌’，否则将全盘皆输。虽然各种新兴技术涌现，但成本高昂，我们不想失去这些产业。”

　　碳市场研究所(Carbon Market Institute)首席执行官约翰·康纳(John Connor)表示，美国、欧洲和英国正不断推进低碳行动，中国正主导着低排放技术的发展，这是一场低碳竞争力的竞赛。康纳先生表示，为保持澳大利亚的低碳竞争力，需要增加碳减排削减幅度、扩大减排覆盖范围，以实现2035年减少70%的减排目标。

　　但澳大利亚研究所负责人理查德·丹尼斯(Richard Denniss)表示，新的化石燃料项目会给农业和大堡礁带来负面影响，处理时不能照搬处理新锂矿的方式。

　　现有减排机制为215家温室气体年排放量超过10万吨的工业厂房设定了排放限制。根据一项法案草案，到2030年，总排放量必须每年下降4.9%，这些工厂可以使用新技术和购买碳信用额度来实现这一目标。由纳税人资助的新保障机制信用额将发放给在减排量和减排速度方面表现出色的企业。

　　气候变化投资者集团(Investor Group on Climate Change)在澳大拉西亚投资了超过3万亿美元，该集团表示，公司正在与其他市场参与者竞争，这些市场的脱碳税收优惠力度更大。一些公司担心，当地的钢铁、化学品和水泥生产将需要转移到海外，从而导致当地的就业机会减少。

　　格拉坦研究所对每吨17美元的初始成本和到2050年约100美元的长期碳价格进行了建模。但该独立研究所表示，碳价格变化对家庭电费、煤气费和汽油费的直接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绿党领袖亚当·班特(Adam Bandt)表示，本党支持禁止开发新的化石燃料项目，而工党对此表示反对。班特先生表示：“工党需要认清现实，不能一边解决气候危机，一边开发新的煤矿和天然气。”

　　批评者还警告称，无限制的碳抵消无法真正做到碳减排。 但康纳先生表示，不能全盘否定碳信用额度，他认为完整性高的碳抵消是工业脱碳的一个重要工具，特别是在技术普及之前的几年。从长远来看，他建议将该机制扩大到涵盖每年排放2.5万吨的工厂，可以在全经济范围内限制碳排放量和碳信用额价格。

　　澳大利亚工商会(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的经济学家彼得·格里斯特(Peter Grist)警告称，实施碳减排保障机制的一个痛点是公司成本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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